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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义和团为什么兴盛于华北?  

2012-10-26 18:25:2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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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和团为什么兴盛于华北?

刊于10月20日《法治陕西》杂志

 

吴钩

 

 

1900年8月,庚子年,慈禧太后第二次仓皇逃出北京城,“西狩”去了。第一次“西狩”是在四十年前,1860年,因为英法联军长驱直入京师。这一次再以“打猎”的名义出逃,则是因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。联军之所以进攻北京,是因为义和团在直隶、京城焚毁教堂、攻击教民、洋人,给了列强军事干涉的口实。

 

义和团运动发端于山东,横行于直隶、京师,并向山西、河南、内蒙、东北蔓延。而东南一片,则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股的拳民。拳民在华北平原而不是东南沿海兴风作浪,这当然不是上帝掷骰子的结果,而是有着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因素。

 

观察义和团运动的兴衰史,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汉人督抚多主张对拳民采取强硬手段,满人督抚则给予义和团非常明显的“怀柔”。发生拳乱的直隶、山西、河南、内蒙、东北,当时都是满人当政,如这一年的直隶总督为裕禄,山西巡抚为毓贤,河南巡抚为裕禄的哥哥。

 

毓贤担任山西巡抚之前,在1899年还当过山东的巡抚,而拳民在山东兴起,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位满人亲贵纵容与偏袒的结果。19世纪末,山东是义和拳民与教民之间冲突层出不穷的省份,近代史上有名的“巨野教案”即发生在1897年的山东巨野县,导致德国借机侵占了胶州湾。鉴于发生“教案”的严重后果,朝廷要求毓贤“随时多方开导,务令民教相安”,但毓贤却向朝廷报告:“委无虐待教民情事,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年,耳闻目睹,知之甚确者”,倒是教民“横行乡里,鱼肉良民,甚至挟制官长,动辄欺人”。在处理民教纠纷、争端时,毓贤被认为“固执成见,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,不免意存偏袒”,稗史说他“奉拳匪为神圣,不惜与其前此冶盗之宗旨相背驰”。

 

在毓贤的“主抚”政策下,山东义和拳更名“义和团”,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,甚至有拳民打出“毓”字旗。山东的许多地方,都设立了拳和团的拳厂,如庄平县有八百多个村庄,拳厂也多达八百个。

 

毓贤的做法当然引发了列强的强烈不安,他们不断向清廷施加压力,如美国驻北京公使即建议清廷:“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(指毓贤)的职位”。那么谁是顶替毓贤的合适人选呢?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函中说:“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,我认为,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。”在列强施压下,1899年底,清廷只好召回毓贤,委任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。这里有个细节也值得说出来,毓贤临走前,下令诛杀了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。显然,毓贤对义和团的“怀柔”,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同情,而是基于其政治目的的盘算。

 

袁世凯接替毓贤的消息传出,令对山东局势忧心忡忡的西方列强松了一口气。1899年12月7日,美国驻华公使给美国国务卿致信:“我高兴地报告您,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;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,和外人交游甚广,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,则扰乱即可停止,秩序即恢复,我们希望如此。”事实上,老袁为了稳定山东的局势,对义和团确实很不客气。有一则轶闻说,袁世凯到任后,给一些义和团首领发请帖,让他们来衙门表演“刀枪不入”的法术,当这几个首领口吐白沫、神灵附体时,老袁拔出长枪,砰砰两声,将他们打死了。这一招够狠,不但惩罚了义和团首领,而且揭穿了他们装神弄鬼的把戏。轶闻未必为真,但袁世凯对义和团的强硬态度则是真的。他一到山东,立即就颁发《禁止义和拳匪告示》、《严禁拳匪暂行章程》;饬令各府州县募雇壮勇,建立团练,协同官府防剿义和团;对闹事的义和拳民,一经抓获,往往“就地正法,以昭炯戒”。在他的铁腕镇压下,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很快陷入低潮。

 

但与此同时,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则风起云涌,据称蔓延到九成左右的州县,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参加。1900年春天,义和团的势力已侵入京师,并在京津一带大规模破坏铁路与电线。义和团势力在直隶地区坐大,与直隶总督裕禄(他也是满族亲贵)的态度有非常大的关系。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很暧昧,说是“主抚”吧,他曾无情剿灭拳民;说他“主剿”吧,他又曾向义和团下跪,为他们打开军械库。当义和团在京津破坏铁路、焚毁教堂时,裕禄虽然接到请求保护的报告,却迟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,导致局势进一步危急,授予列强发兵进京的口实。不妨设想一下,假如当时仍然是李鸿章总督直隶(李是裕禄的前任),恐怕历史将会改写,直隶局面不至于失控。

 

裕禄的骑墙,是因为他在观望朝廷的风向标。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很不明朗,在“主抚”与“主剿”两条路线之间左右摇摆、进退失据。大致而言,当时的洋务派官僚主张与西方列强修好,惩办挑衅洋人的义和团;守旧派亲贵因为不满列强干预慈禧的“训政”与立大阿哥取代光绪帝的计划,则企图借“扶清灭洋”的义和团运动给欺人太甚的列强一点颜色看看。可以说,朝廷处置义和团运动的决策,将取决于洋务派与守旧派的势力消长。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,顽固守旧势力复炽,所以当前山东巡抚毓贤回到北京时,立即受到载漪等亲贵的欢迎,又“在京结徐桐、刚毅等,多方煽惑,自称为拳首,并捏称义和团不畏枪炮,一派虚言,遍传都下”,随后毓贤便被任命为山西巡抚。

 

上面提到的刚毅,也是一个在义和团运动中导致局势恶化、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走向正面对抗的关键人物,义和团大举入京,即是刚毅的“招团剿洋”主张所致。此公“日言仇洋,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”,1900年6月,曾受命前往良乡、涿州一带察看义和团虚实,结果他向慈禧报告说,“拳民忠贞,神术可用”,促使慈禧下决心向列强“宣战”。6月21日,清政府下诏“宣战”,并饬令各省督抚将各处“义民”“招集成团,借御外侮”,刚毅则与载勋被任命为统率义和团大臣,率领义和团同八国联军开战。

 

说到这里,我们可以发现,前面所说的“汉人督抚多主张对拳民采取强硬手段,满人督抚则给予义和团非常明显的‘怀柔’”,不过是表象而已,事情的实质是洋务派与守旧派两套治国方略的不同呈现。洋务派官僚控制下的东南各省,基本上保持着平静的局面,当清廷在守旧势力的操纵下向列强“宣战”之后,主政东南的刘坤一、张之洞、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则与列强达成协议,拒绝北上“勤王”,史称“东南互保”,避免了战火南下。

 

义和团运动爆发于华北平原,还跟19世纪末中国北方的社会基础息息相关。著有《义和团运动的起源》的周锡瑞先生认为,在与直隶接壤的鲁西北,士绅阶层十分薄弱、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正在解体,这为拳乱的大规模传播创造了条件。直隶的义和团即由鲁西北传入。而在士绅势力较强大的鲁西南,拳民势力则受到地方士绅的控制,当袁世凯决意解决山东的义和团骚乱时,士绅群体的存在也提供了配合官府重建社会秩序的机制。来看山东巡抚衙门的一份表扬信:“李万善既与李茂先同赴四乡,竭力劝禁邪术拳会,解散胁从,在事出力,自各查照前案赏给五品奖札,以昭激劝。”说的正是地方士绅协助官方劝禁义和团、然后得到官府赏赐的事情。

 

直隶的情况稍有不同,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时,有大量的直隶士绅加入了义和团,“京城士绅富户,多有设坛者,皆称坛主也”。这是何故?一份对 “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隶士绅文化心态”的研究发现,与更早接触外来文化的东南诸省相比,直隶一带的士绅普遍存在着强烈的“仇教排外”文化心理,“民间感于历来国耻,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,排外之心甚热,亟愿得相当机会,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,以故邑中有识士绅,亦洋洋乐道其事(指义和团运动)”。这一士绅风气,要等到义和团之乱平息之后才得以改观。

 

东南的“互保”也不仅仅是洋务派官僚的主意,同时还有东南社会力量在推动。自洋务运动以来,东南各省兴办了大批洋务企业,传统与西方文化的交融催生了一个强大的“士绅—绅商”群体,这个既保持着士绅传统又对近代文明抱开放态度的城市精英群体,是东南社会最重要的稳重器。当拳民与洋人在北方乱战之际,汉口九江等地的绅商便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,要求加强对长江和内河的防卫;上海的绅商则组织了一个“东南救济善会”,保护教堂及传教士;上海媒体纷纷刊发《保卫东南商务》、《保全南方之法》等社论,要求东南诸省当局维持中外和局、保障社会稳定。

 

张謇、陈三立、汤寿潜、汪康年等东南权绅,为促成“互保”,也奔走于督抚、洋人之间,穿针引线。张謇的朋友刘厚生曾透露:“当初张謇与何嗣焜、陈三立、沈瑜庆、汤寿潜、施炳燮六人(均为东南社会的士绅),决定拉拢刘坤一、张之洞两个总督,联合起来以‘东南互保’为名,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。”不管张謇当时是否有推倒慈禧的图谋,但“东南互保”的实现,张謇确实发挥了大作用。张謇与刘进入坤一、张之洞关系密切,6月16日,英驻汉口领事“欲派水师入长江,帮助弹压土匪”,张謇得悉后“力阻之”,同时电告刘坤一:“英水师欲据长江,若我不任保护,东南大局去矣。”18日,他策动刘坤一招抚盘踞长江下游的盐枭徐老虎,避免徐老虎响应北方的义和团而闹事;25日,沈渝庆在盛宣怀的授意下,游说刘坤一跟西人签订和约,刘坤一犹豫未决,是张謇的这一句话:“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,为其名不足以存也;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,为其实不足以存也。”让刘坤一下了决心,电约张之洞与西人签约。次日,《东南保护约款》遂在上海签订。

 

可以说,没有东南社会整个“士绅—绅商”群体的同气相求,“东南互保”是不可能出炉的。

 

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很快就平息了。这场运动产生了一个非意图后果,即以它的失败,证明了顽固守旧的不合时宜,守旧势力被清理出场,刚毅在追随慈禧“西狩”途中病故,毓贤在兰州被赐死,裕禄在战争中自杀。清廷终于下决心延续中断了的维新事业,于是紧接着“庚子国变”之后,又有了“辛丑新政”。这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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